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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荆州百年-雷啸岑谈意外的烦恼
民国廿三年夏，鄂省张主席特派军人薛元震至江陵行政区考察各县保安队组训情况。薛君系留日士官生，我在东京求学时便与之相识，相见甚欢。时值第七区保安副司令职位空缺，由主任参谋、黄埔学生姜果蒙代理。我私下询问薛君能否屈就副司令一职，他表示同意。
于是，我依法备文推荐三位副司令候选人，呈请省主席核委：首名姜果蒙（经朱绍良将军介绍担任主任参谋），次为薛元震，再次为江陵县保安总队长温方正。因薛君系主席亲信，我另写「亲启」私函给张岳军主席，希望能遴派薛君协助政务，内心难免有取悦省主席之意，自以为消息不会泄露。不料张主席竟将密函批交省保安处核办，以显其大公无私。保安处自处长丁炳权以下各科长，尽为黄埔学生，一面任命薛君为保安副司令，一面将密函抄寄姜果蒙。姜某对我大为反感，指责我「徇私骗人」，扬言辞职，此后省保安处与我亦产生隔阂。我对姜、薛二人本无偏爱，仅为讨好省主席而酿此尴尬局面，实属「马屁拍在马腿上」，自讨没趣。若当时主席为杨永泰先生，断不会牺牲部属以彰显自身不徇私的官僚作风，此点殆可断言。
同年秋初，湖北省主席通令各县，要求于文到两个月内，详报辖区土地面积（可耕地与不可耕地）、山林川泽范围、各类农作物产量与供给量等数据，以编纂《湖北县政概况》。然全省各县从未进行土地丈量与农作物调查，欲在六十日内如实报告绝无可能，除非造假应付。我个性认真，曾函告省府秘书长卢滇生（字鹤），说明两月内无法完成之由。同年十月，省主席巡阅江陵，随从秘书叶君要求我立即填报调查报告，称「全省唯江陵未报，导致书籍无法出版」。我问「填假数据可否」，叶君答「必须提交表格」。我心领神会，取出省府表格随意填注数字，两分钟即完成，叶君欣然接收。两月后，收到省府分发的《湖北县政概况》十余册，此书印刷精美、装帧讲究，内含许多红绿相间的统计图表与专题记述，耗费颇巨。我认为内容尽属虚构，毫无参考价值，遂将其丢入垃圾桶作废。
我于民国廿一年十月接任湖北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江陵县长，至廿三年十月整两年间，自信略有建树，曾获蒋委员长两次通令嘉奖，并每月增薪四百元，倍感振奋。然若无军委会杨秘书长畅卿（杨永泰）先生信任支持，实难有所作为。我与世俗所称「政学系」素无瓜葛，受命担任专员之初，曾请杨秘书长介绍辅政人才，他说：「我介绍的人，你不好指挥，还是自行物色为佳。」由此可见，世人指责政学系植党营私、把持政权之说，至少对杨永泰先生而言并不实际。
民国廿三年八月，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据称「人民控告我有贪污不法情事」，派员至江陵专员公署调阅卷宗，我当然照章接待。该员欲将卷宗携至旅社查阅，我以「卷宗装订多案、数量庞杂、不便外借，恐有遗失」为由，请其每日来署审阅，并承诺尽力配合。岂料该员年少气盛，恼怒而去。未几，高一涵向监察院弹劾我，列举「贪污横暴十大罪状」，并要求监院转请国府「紧急处分，防我畏罪潜逃」，态势严峻。更违反监院法规，将弹劾文遍发武汉各报刊登，大肆宣传。我心中有数，知弹章纯属无稽之谈，不以为意。
其后，武汉「豫鄂皖三省剿总」（时张学良任总司令）发来训令，称据湖北荆门县商民萧某之子（黄埔军校毕业，时任江西剿共部队某师连长）控诉：「我向其父勒索千元捐款，因无力缴纳，惧怕严追，特请剿总代垫，并按月扣发其连长薪金抵还」，情节离奇，令我据实回复。我从未向商民索捐，接令后啼笑皆非。然原告用心险恶，必须查清真伪。怎奈原告远在江西前线，行踪不定，又无保人，调查无从下手。于是，我赴荆门巡视，将控状公开示于当地士绅，自责「诚信未孚，招此莫名诽谤」，深感惭愧。地方士绅与商民皆信我为官清廉，闻讯后纷纷表示不平，愿协助调查。
回到江陵不足一月，接荆门县某乡邮政代办所职员来信，称控状系该镇萧某寄发，有挂号存根可证。我密令荆门县长将萧某押解至江陵亲讯，见其面目阴鸷、能言善辩，一望便知非善类。虽与我素不相识，却显然受人收买（时驻荆门的陆军四十一师为徐源泉部，与我素有嫌隙，怀疑系驻军教唆）。然萧某矢口否认诬告，却无法否认邮政存根。我恼怒之下，命卫士责打其臀部数十板，萧某仍狡辩。念及此系涉及自身案件，应回避处理，遂将其解送武汉剿总军法处审讯，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我则免予追究。虽遭监察使高一涵诬劾、荆门土劣萧某诬告，但想起杨秘书长曾说「地方官若不遭控告，便是不作为的官僚」，内心并未气馁，干劲依旧。
然至民国廿四年十月，我却深感难以为继，非离任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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