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88年前，1937年7月7日夜10时，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携带实弹，开往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地带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11时，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7月8日凌晨2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但日军趁交涉之际，向宛平县城发起攻击，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攻城第一枪。
7月8日这一天，日军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发起了三次进攻，并向平汉铁路桥及左侧的回龙庙阵地中国守军连连猛攻。中国守军110旅旅长何基沣发出誓死“与桥共存亡”的命令，并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中国守军与日军浴血搏斗，没有子弹了，就抡起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两个排的80余位中国守军，最后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
7月28日，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日本侵略者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北平沦陷。
展开剩余93%这就是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国抗战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经过，早已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然而多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及其拥趸，对于事变的起因及其所导致的结果，却仍持异议。他们往往由事变中谁开了“第一枪”入手，认定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出于日方预谋；由此他们进而提出，是因中国军队的持续挑衅导致事态的扩大，中日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一方。
天津《益世报》报道卢沟桥事变爆发
实际上，从战略层面看，早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通过《对华政策纲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分离满蒙和中国”。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强调“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此文件在1929年2月被南京《时事月报》披露，提供者是当时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他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中国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虽然对于“田中奏折”日本官方一直未予承认，但其后陆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广田三原则”、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策划“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挑起“七七事变”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推行所谓“大东亚秩序”与太平洋战争，无一不是“田中奏折”计划的具体实践。因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七七事变”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步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日军揭开了由攻占华北到全面侵华的序幕。
华北自治运动
是指日本为了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于1935年所进行的阴谋活动。日本在河北鼓动大小汉奸暴动，再让汉奸成立所谓维持会，向中国有关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尤其是通过大汉奸殷汝耕搞“冀东暴动”，于当年11月24日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22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这成为日本推动的“自治”典范。日本还在军事和经济上既威胁又诱惑，企图通过平津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地方实力派，实现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不断退让，被迫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随着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有地方相对独立权力的冀察政务委员的成立，“华北自治运动”才停止，日本开始调整其在华北的新的侵略策略。
《塘沽协定》
1933年5月中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隔离中日军队的非武装区，实际上是把长城一线视为伪满洲国的“国境线”，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东四省的占领；并且准许日军自由出入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
《何梅协定》
全名《梅津何应钦协定》，指代表中方的何应钦与代表日本的梅津美治郎之间秘密谈判的往来备忘录和信函。双方于1935年5月29日至7月6日商议多次，最后约定：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为日军全面侵华留下了隐患。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2015年8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文章《谁应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谢罪》就指出：“裕仁天皇在位时指挥策划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政府即内阁在侵略战争期间，扮演着军国主义意志代表的角色，直接策划了侵略战争战略，推动了战争机器运转。”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声称：“这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有损天皇名誉。” 然而在国民政府当初拟定的日本战犯名单上，裕仁名列榜首，可惜由于麦克阿瑟要利用裕仁占领日本而不追究其战犯罪责，蒋介石追随美国政策而将裕仁名字抹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就不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
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及其拥趸否认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并称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只要我们回看那段历史的史料，就会发现真正在搞阴谋活动的，是当时在北平的日本特务，他们故意制造事端，配合蓄谋已久的日军，力图扩大中日冲突：
清水节郎的笔记
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七日下午，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
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
【中略】
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号了。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这里指日军演习的防守方使用轻机枪射击）。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失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日方宣称这是共产党或国民党蓝衣社的人在挑起事端，中方调查发现是当时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组织的一系列扩大事件的行动），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主力已经出动，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大队长指挥。
在此之前，知道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接着，依照大队的命令，以占领一文字山（宛平城东北的一处高地，名为沙岗）为目的，派负责侦察的军官潜入一文字山。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东京原书房1961年版，第164-167页
清水节郎
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大尉军衔。正是他所率中队以卢沟桥为假想进攻目标进行的演习，引发了事变。
一木清直
文中的一木大队长指的是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毕业。事变发生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少佐军衔。
志村菊次郎
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传令兵，为新入伍的二等兵。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志村因解手与部队失联。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引发与中国军队的冲突，这名失踪的士兵就是志村菊次郎。志村在失联20分钟后即已归队，而日方在此后数小时仍坚称该士兵未找到，向中国方面寻衅。
这段笔记表明，由于日军持续在卢沟桥一带以夺取卢沟桥为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已对中方构成重大威胁，引起中国驻军高度警惕，中国军队也在做着必要的防备。实际上，这场在中国领土上所谓的“演习”并未获得中方许可，在之前的十余天中日军不断地在进行实弹演习，均未通知中方演习事项。7月7日当天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却一反常态向北平宪兵司令部发了通知，本身就表明这次演习有特别的含义。而且即使发了通知，也未获得中方的许可。演习中日方不断做出进攻势态，加之用已归队的士兵失踪作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冲突由日方引发，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了。
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致何应钦报告发生七七事变密电
巴县。部长何钧鉴：治密。(1)庚夜十二时，日军中队在卢沟桥城外演习间，借口闻有枪声，当经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名。(2)日本武官松井认为枪声系由卢沟桥城边所起，要求率队进城搜查。(3)我驻卢部队以值深夜，日兵入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在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经拒绝。该武官以我方不允，即令日军向卢沟桥城取包围形势。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4)日方所派之寺平副官佐到达卢沟桥城后，仍坚持日军入城搜查，我方不允，正商议间，忽东门外枪声、炮声大作，继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我方当时伤亡七八十人，对方亦有伤亡。(5)刻下，彼方要求须我方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6)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敬祈赐予指导，俾资遵循为祷。除嗣后情形续报外，谨先奉闻。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叩。齐电。印。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1986年8月印刷，第141-142页
冯治安
字仰之，曾参与指挥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发生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
张自忠
字荩臣，后改荩忱。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天津市市长。在事变初期负责在天津与日方交涉，后又至北平与宋哲元商议后，由宋率部去保定，张留平维持局面。此事颇受世人非议。后一心抗战，最终殉国。
秦德纯
字绍文，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北平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46年曾作为证人到东京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上面一则材料是当时来往密电，重要的信息不可能有意虚报。这篇电文说明了以下事实：7月7日夜半，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借口有枪响，同时借口有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出兵围攻宛平，引起冲突。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方罢休。这表明前二借口都是以达到占领宛平为目的。
寺平忠辅的记述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关东军的辻政信大尉就出现于卢沟桥战场，鼓励牟田口联队长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这也是事实。这里贿卧手法，和田中隆吉到天津来，煽动驻天津的日军幕僚人员完全如出一辙。
——[日]寺平忠辅：《卢沟桥畔的枪声》，
载《现代史资料月报》1964年第9号
寺平忠辅
时任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北平陆军部部长辅佐官,大尉军衔，是当时战地日方谈判代表之一。
辻政信
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陆军大学第43期。1936年4月起在关东军做参谋工作，1937年8月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11月又调回关东军。1939年公开鼓励前线部队向苏军挑衅，结果引发“诺门坎事件”，后面又参与制造“新加坡大屠杀”、策划“巴丹死亡行军”，被称为“豺狼参谋”。战后被国民政府庇护，安排在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办公，成为日本战犯进入国民政府任职第一人。
河本大作笔述驻平津的日军军官挑起了七七事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卢沟桥附近，日本驻华北军的步兵部队和中国方面二十九路军之一部，发生互相射击的事件。以此为开端，双方各称自己是正当防卫而相持不下，终于导致部队之间发生冲突，进而发展成为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的当事人是牟田口大佐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少将，两人同是日本军阀中的佐贺阀，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物。他们有意使事件扩大，企图为日本军的侵略华北制造口实。此外，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较之牟田口和香月有过之无不及的侵略主义者樱井德太郎（北京步兵联队长，大佐），无事生非是他的拿手好戏，是一个臭名昭著、善于策划叛乱的人。他对于卢沟桥事件不可能坐视。于是便煽动并威胁中日双方当局，极力使事件扩大，以致使当地事件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而控制事件不扩大的工作却丝毫没有进行。
——《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附录一，
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第714-715页
河本大作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毕业，为炸死张作霖的首犯。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受到阎锡山的庇护，协助阎锡山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1949年4月24日，留在太原的河本大作被解放军俘虏，后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此处摘录的是战后他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笔述。
牟田口廉也
河本口中的牟田口大佐指的是牟田口廉也，日本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日本陆军大学第29期毕业。事变发生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军衔为大佐。当天因该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未在北平，所以牟田口廉也成为冲突一线日军最高指挥官，由他下达了向中国守军开火的命令，成为挑起事变的罪魁。
金振中回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用心险恶。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我率领的第二十九军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战斗力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
当时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便经常向士兵进行爱国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士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到此情，我马上回营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的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査。”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方戒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的谎言，企图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报许处长，请他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潮涌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査丢失日兵一事，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载《中国青年报》1985年8月2日
金振中
曾参加喜峰口抗战，七七事变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他亲率部下奋勇抗敌，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后在收复卢沟桥铁路桥东端阵地、追击逃敌时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重返抗日前线。
作为事变亲历者，金振中的回忆表明，日军在7月7日深夜已与中国驻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日军不仅有步枪射击，而且进行了炮击，而非日方通常所认为的在8日凌晨4点23分日军才获得可以开枪的命令、迟至5点多钟才进行“还击”的说法。只能说，5点多是日军更有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时间。
隐蔽在宛平城外伺机进攻的日本军队
把自己一方的侵略行为归咎于被侵略的一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发表声明，称“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入侵，本来就无可指摘，而日方非但指责，还别有用心地捏造事实，称中国方面是有计划地挑起了冲突，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行径。连真正挑起事端的牟田口廉也在其《华北作战史要》回忆录(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中，都承认“此次事件绝非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为，完全是卢沟桥附近局部地区的突发事件”。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要借这一突发事件实施其长期以来武力占领华北的计划。
而日本右翼势力完全无视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不断膨胀的侵华野心，总试图从所谓谁开第一枪、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来推脱日方的历史责任。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也是不可能被颠倒黑白的。如今为日本侵略者辩护这种行为的荒谬程度，正如当时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所讲的那样：
张奚若评所谓“中日亲善”
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无端端的侵占了人家四省的地方，用飞机重炮轰毁了人家许多城市和人民，扰乱了人家许多地区，而且日日计划如何吞并，如何宰割，简单地说，就是处处要置人家于死地，人家无力抵抗，也就罢了，却还要进一步的强迫他和你讲亲善，讲提携，这未兔太难了！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占了很多，人民被人杀了很多，劫后的性命还是朝不保夕，在此种发岌可危的情势下，有些人竟然一闻人诱以亲善之词，谎以提携之说，便似乎欣然色喜，以为好了，有办法了。"今日演说惟恐不亲，明日访问惟恐不善。”这么说来更难了！人于侵略之后来讲亲善，自然是于“伤害之上加以侮辱”，我于被侵略之后甘心去和人家讲亲善，岂非表明不但无力抵抗，并且情愿受辱？若是这种甘受之侮是“含垢忍辱”之类，有重大作用或特殊苦心在内，那还可说。不过在今日彼此悬殊形势之下，任何作用，假如有的话，都不能发生效力，任何苦心都不能达到目的；唯一的结果只是上当、受骗，使国难愈加严重，国运愈难挽回。
——张奚若：《论所谓中日亲善》，
载《大公报》1935年3月1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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